三联书店举办《读书》杂志创刊30年聚谈会
2009年4月21日上午，《读书》创刊30年聚谈会在金台饭店如期召开。
30年前，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创办了《读书》杂志。可以说《读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一个方面。《读书》创办伊始，就明确将自己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宣称自己的性格应该是解放思想、平等待人、提供知识、文风可喜，并且要推展读书、思考、探讨的风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
30年来，《读书》历经风雨，一路走来，集聚了一大批作者、读者，努力把杂志打造成一个读书人的家园。《读书》是一个为知识界服务的刊物，同时也是一个读书界共用的交流思想、知识和文化的平台。她既非学术也非通俗的定位，决定了它所刊发的文章与学术论文的文体风格迥然有别，形成了独特的个性，鲜明的文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就如陈平原教授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如果可以找一个代表时代，介入社会、代表社会的杂志，很可能是《读书》。
今天，《读书》的新老作者、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聚集一堂，畅谈杂志的过去与未来。
会议由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总编辑樊希安主持，杂志现任执行主编贾宝兰首先发言，她代表《读书》杂志欢迎各界来宾，感谢曾经给予《读书》以大力支持的朋友们。她在讲话中将《读书》杂志的品牌特色归结为：积极参与拨乱反正、高举思想启蒙的旗帜、弘扬人文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和竭诚为读者服务这五个方面。
随后，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郭义强同志宣读了中宣部出版局的贺信。他说：“《读书》杂志自觉弘扬三联书店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发表了许多思想性、学术性倶佳的好文章，凝聚了众多高水平、有影响的作者，形成了独具文化特色的品牌，为推动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读书》杂志以创刊30周年为起点，“以更加宽广的眼界、更加开阔的精神，推出更多思想深刻、学术规范、文笔清新、影响久远的好作品，更好地服务广大读者、服务学术文化、服务社会发展与进步”
中国版协主席于友先同志因事不能到会，由集团副总裁、版协常务理事刘伯根宣读了于友先交来的书面发言。他特别提到杂志创办之初就建立的读者服务日活动，认为这是延续了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一杯清茶畅所欲言，相互交流，发表见解，领受选题。老一代的精神已经铭刻在史册是我们继承和学习的楷模”。
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李朋义在致辞中说：30年来《读书》杂志发扬三联书店的优良传统，以传播新知为使命，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外国有益文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上，做出了宝贵的探索和丰富的实践。《读书》积极引导文化消费的新潮流，大力推动社会阅读的新风尚，热切关注知识群体的新生活，努力满足广大读者的新期待，受到了学术界、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广泛赞誉，逐步成长为一代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成长为一个著名的学术文化品牌。他希望《读书》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加强作者资源建设，努力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期刊文化风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认为：“作为思想文化评论的刊物，思想的深刻性和语言的平实是相互矛盾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思想深刻性的追求，对时代精神在新时代下理解的追求都在不断探索，刊物也要不断引领文化思潮，自身也需要不断地革新，思考这个时代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作为老同志代表，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和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先后发言。沈昌文怀想了从陈翰伯等老一辈人那里学习了如何办杂志，宋木文则回顾了《读书》创办时的架构、办刊方针的形成，以及杂志成长中曾经经历的一些情况。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李岩代表兄弟单位发言，他说：“30年来《读书》的风格基本没变，典雅朴素的封面也让人难以忘怀，在近9000种刊物中，可以很快识别出《读书》杂志，确实有很特别的地方。……一本杂志能够聚拢那么多学术文化界的名人，他们像是围拢成知识火炉，不断燃烧，散光、散热，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影响了文化人的治学倾向和人文理想，这都是值得钦佩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研究员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作为作者代表先后发言。吴敬琏说，《读书》本身就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内容。《读书》提供了很丰富的营养，使得我们更加透彻地认识到症结所在。但许多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比如“读书无禁区”问题解决了吗？不但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老问题的解决在新阶段上表现出新的特点，也许就显得更加复杂了。刘梦溪说：“《读书》杂志坚守的恰好是读书人的家，读书人的阁楼，知识分子的家园。这点30年前没变，现在也没变，这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觉得这个刊物很可贵。知识分子很少了，但是你们仍然没变，读书人很少了，但是你们仍然没变。”陈平原则直言不讳地指出：《读书》杂志从一开始出版就制订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宗旨，但今天“以书为中心”基本上丢了，基本上是思想文化评论刊物了。他认为，借题发挥的思想文化评论是《读书》的长项，也非常受欢迎，但进一步走可能会有陷阱。应该回到“以书为中心”上来。如果谈书的话，《读书》的思想高度以及跨学科视野、文章风格和超高的人气可以使得《读书》对书籍日后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
樊希安最后表示：“《读书》到了而立之年，百尺竿头要更上一步，百舸争流不做搁浅之舟，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编辑部有进取的决心，更有取胜的信心。我们会进一步领会大家的建议、意见，大家的所思、所想，所讲。认真研究刊物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发扬品牌优势，不断提高刊物质量，满足知识界、读书界的阅读需求，不负伟大的时代、不负广大作者、读者的期望。”
30年对一个杂志来说也许不算短，但在相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只是很短的一段。《读书》前面的路还很长，如何在新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保持敏锐的视角、引领读书风气、开拓杂志新局面是摆在《读书》面前的课题。